父亲是一名医生，60岁离休后，又先后受聘于几家医院出专家门诊，直到75岁才回家休息。但他并没有停歇，始终抱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心态继续为周围居民义诊和讲解医学科普、养生保健等知识，深受百姓的欢迎和赞颂。居民们都亲切地称父为120王大夫。而且几年来，父亲每天勤奋不怠、笔耕不辍，完成了一部10万余字的专著：《顺逆从容》，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余篇（医学科普、散文、诗歌等）。某报社编辑曾打来电话问我：王老先生今年多大年龄？他投来的那些文章是您在电脑上替他输入和发送的吗？我回答编辑说：都是我老父亲自己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出来并发出去的。编辑称赞道：这老爷子真了不起！
如今，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于2018年3月17日去世，享年90岁），然而，他那全心全意、无怨无悔地为患者看病治病的高尚美德；他那正直善良、谦和宽容、助人为乐及不为权势所屈的优良品行；他那孜孜不倦、刻苦专研、勤奋好学、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心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闪现，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我亲爱的父亲。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的他所经历的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忆较深刻的是父亲在苏家屯发生的一件事。那是1948年10月，辽阳解放了，全城的老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涌向街头热烈庆贺。然而，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却被抛弃在城内的一个大院里。党和人民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发动老百姓组建了一支担架队，把伤病员送往沈阳。因为那时沈阳尚未解放，还是国民党统治区。
父亲当时还是一名高中学生（以总分第一名考入辽阳高中），而且患伤寒病一个多月刚好，头发都掉没了，又瘦又弱个头还小，也参加了担架队，和乡亲们一起抬着国民党伤病员向沈阳进发。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难免有时食宿无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有些乡间小路崎岖不平非常难走，尤其是遇到泥泞打滑的路段，更是步履艰难，何况肩上还抬着沉重的伤病员。不到一天的时间，父亲的肩头就被压肿了，脚也磨出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疼痛难忍更加艰难而缓慢。
这一天下午，天阴得像个黑锅底，隐约的雷声还在空中隆隆地滚动着眼看着一场大雨就要袭来。担架队艰难地来到了苏家屯附近的一个村庄，刚刚安顿好伤病员。突然，见村头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三个斜挎着盒子枪的便衣特务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他们驱马来到担架队的驻地，从马上跳下来，手执马鞭，朝着父亲他们住的屋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留着两撇胡、满脸横肉的大个子，眼睛闪着凶光厉声喝道：都给我蹲下，双手抱头！你们领头的是谁？喊了几遍，队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这时，三个特务气急败坏地轮番喊叫着：都滚出来，集合！于是，十几个担架队员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那个大个子特务又嚷道：据可靠情报，你们这些人里有八路的探子，是谁？赶快站出来！不然，把你们全都枪毙。旁边另外两个特务也喊叫着。他们威逼恫吓一阵之后，大个子特务看没人出声，便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你给我出来！随后又把父亲的同学张鸿逵也拉了出来。先是一顿耳光打得两个人左右腮红肿，鼻口淌血。快说，你们俩是不是八路军的密探？大个子吼叫着。
不是！不是！我俩都是学生。父亲实在压不住火了，充满了对狗特务的仇恨。他虽然个小而瘦弱，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头向大个子特务的胸口撞去将大个子撞了个大仰八叉四爪朝天地摔到了地上。
嘣了他！嘣了他！旁边的两个特务凶神恶煞地吼叫着。这时，几个队员，上了年纪的老街坊邻居战战兢兢地出来说：他们俩确实是学生，我们都住在一个胡同里，多少年了。再说，你们把他嘣了，谁来抬你们的伤员？
不要多嘴！大个子特务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满脸铁青，怒斥着，并拔出了盒子枪，将枪口对准父亲的脑袋正要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危难之际，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和喊杀声队员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八路军来了！顿时，三个特务吓得惊慌失措，只见大个子特务左手一扬，喊了一声：撤！三人慌忙上马，一溜烟地向沈阳方向逃去。
一场暴风雨过后，第二天早晨，太阳露出了笑脸，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大家吃过早饭，抬着伤病员继续向沈阳方向行走，近黄昏时，担架队到了沈阳。经领队与有关方面联系后，把伤病员安置在车站附近的大厅里，全体担架队员完成了任务，各自散去。父亲拄着木棍，在同学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诉说了遇险的经过。全家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并为之庆幸。爷爷说：八路军来得可真及时啊，要不然就没命了！
（2023年金秋于大连）